制度进入国家备案之后，潇湘不是赢得了胜利，而是被卷入了一场更为复杂的争夺——话语权之争、定义权之争、主导权之争。

正如赵建国私下对李一凡说的那句话：

“当制度成为国家样本，敌人就不再是人，而是所有试图改写你制度的人。”

十月中旬，《国家治理》杂志率先推出一期专刊，封面标题赫然为：《制度的路径依赖与标准化：从潇湘样本谈起》。

主文作者署名“刘志南”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，其在文中提出——

“潇湘样本虽然构建路径清晰，但其制度逻辑仍显模糊，尤其在起始单位、主导机构的归属上，存在系统性空白。”

“我们认为，任何地方改革机制一旦迈入国家级语境，必须抛开地域依托，进行再定义、再解构。”

这段话在政研系统内部引起轩然大波。

什么叫“再定义”？

这是摆明了要剥离潇湘的制度主导权。

紧接着，东南制度治理研究中心也发表长文，作者为原中编办研究员陈锐锋，提出一个惊人观点：

“潇湘样本作为初步机制尝试，尚未脱离‘市级试验型’阶段，建议由国家改革推进委设立专班，统一将潇湘样本与江苏、广东的同步平台进行整合评估，择优推广。”

此言一出，立即引来《大夏日报》的反驳。头版评论文章题为《制度不是拼盘，更不是可替代品》。

评论中明确指出：

“潇湘样本有起点、有过程、有标准、有落地，岂容他人借壳操作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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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城市委意识到问题严重性，第一时间由市委宣传部、政研室联合向省委打报告，提出：

“由星城市主办一次全国性制度构建专家座谈会，邀请三十位专家学者、部委干部共同参与，集中澄清制度样本本源。”

赵建国阅批后，仅批了五个字：

“可以，但隐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