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为工厂、工业、工人都属于外来词汇。清晚期引进于日本。《宋史》中自然不会有。

但是北宋的“作院”和“作坊”倒是有大量的记载。

“作院”的性质倒是和现代的国家出资的工厂类似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有企业。“作坊”类似于民营工场。

所谓工业化，并不能狭隘地仅仅理解为工业发展。而是工业增加值占全部生产总值的比重，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。

而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进入工业化就得看这个国家的“煤铁产量”。

北宋的煤铁产量具体资料我没有办法去找到。不过按日本学者吉田光邦所着的《中国科学技术史论集》中的估计，北宋的铁年产量为三到四万吨。美国学者郝若贝则有证据证明北宋有七到十五万吨的钢铁产量。

而到十八世纪初，整个欧洲包括俄国的钢铁总产量才有十四到十八万吨。

然，北宋的商业、手工业在其经济中的比重已远远超越农耕经济。

而手中有的铸币权，却是让周边辽，夏等国经济几近崩溃。

虽是那拿钱买和平的“澶渊之盟，庆历增币”被人诟病，却因货贸商业及铸币权等手段对周边进行经济型的掠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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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就是为何这北宋连年征战连年赔钱，却越打越富的主要原因。

这话不抬杠，且看汉、唐虽强，几场战争下来，也是将国家经济打的盆碗皆碎，终究是伤了国本。

可这北宋异然，明明却是赔钱，每每岁币过后，便是大尺度的钱币改革。

铜钱变成交子，交子变钱引逐渐将那铜铁之物变成纸条。而且，这纸条值不值钱且不是你说了算。

然，“安石之心”却不仅于此，这些个王安石们，且是要得一个“富国强兵”。

因为，打了胜仗再进行经济掠夺倒是能得到的更多。最起码，也好过人没事干就跑过来抢你一回。

遂，于仁宗年间便提出“兴科举”。

应试不分文武。便是文官也加试“骑射”之法，此乃以复周礼六艺。

复“御”、“射”二艺便是强军。

说白了，文官也得考骑马打仗。

此乃兴军力打通河西走廊，收复“陇西都护府”之地，恢复宋初军武立国，再现汉唐视野。此乃“强军富国”之道。

而宋人武人地位低下，“抑武贬武”之风已经百年矣，文人断是不愿意再习此之“贱”艺。

其旨所言“教”不得法，为应试为教也。书院生源所学，皆为“场屋之学，官场之道”，非为官，亦非理财之道也。

读书者，只习孔孟之道，诗词歌赋，断不可再用也。

那位说了，谬论！说这“场屋之学，官场之道”不能用来倒也罢了。这孔孟之道怎的到你嘴里，也是做不了官了麽？！

却实没办法做官，因为孔孟之道且是教人一个“君子固穷，不堪言利”。

但是，一个国家，一个朝廷，或是一个政府，都是需要大量的财政来支撑的。然，这“孔孟之道”却要人“钱财视若粪土”，要的是“不与民争利”的心性。

有此心性虽是好的。但是，何为民？穷的买儿买女的也是民，那豪民富绅亦是民。

商人图利，豪民守财，为了巩固自身的社会地位，能分的更多的资源，却是一个壑欲难平。倒是不肯与那平民一分。

因此，倒是引起了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——贫富差距拉大。于是乎，富有者纸醉金迷，劳苦者易子而食。

更严重的还不仅仅多吃一些，多喝一些，多一点社会资源。而是，得了钱财，亦是不愿与朝廷一文钱去。问穷的叮当响的，吃了这顿没下顿的人去收税，倒是收不上来几文。而且逼急了也会民变。还得花钱用兵平叛。饶是一个得不偿失。豪民又不愿给钱，通过自家的社会资源免去自身税赋。

两项相加，倒是苦了朝廷，又要养兵，养民，还养了一大帮不干事的冗官。海量的大钱泼水般的去，这下面的税又收不上来。这国家要是能有钱？说出来跟闹着玩一样。

更甚之，根据他们所谓的商业规律，出卖国家的利益来换取自身的富甲一方这事，那干起来，且是没有一点心理负担的。

这事不只宋有，直到现在那帮人也是这副德行。看看李嘉诚、潘石屹之流吧，近期最好的例子。

这养不得法所指，便是各地“寒士”均出书院，实为乡绅豪民所供养，而所谓“寒士”也是有个“士”字在后面，他们可不是平民百姓。

然，朝廷的政策为“牢笼治士”考中即授，而成冗官之势。

那“寒门”若得权柄必先报士绅豪民之恩，而不思报国。

而取不得法，则是“以书取人而不量其才”。说是“以书取人”倒是客气的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