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在李一凡主持完潇湘省文化科技协同工作专题会议，决议六项改革措施将从次月起在省内全面铺开之时，一份由潇湘省委政策研究室、星城市制度治理研究中心联名起草的制度化建议，也已同步提交至大夏中央文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京城的回应来得不算快，却也不算慢。

一纸电文，带着上级机关的语气：

“潇湘的提案已被纳入‘文化科技融合省级改革试点’讨论范围，待三方部门会商后作统一研判。”

简短寥寥，却透露出一道信号。

李一凡抬起头，看着传真纸，眸色微沉。

他明白，这不再是一场地方应对文创冲击的临时战役，而是一次关于制度框架、治理路径乃至未来十年国家文化战略布局的竞争。

潇湘，必须赢。

四九城，初冬的风透着一丝凉意，但大夏科技部、中央 财经 办公室、文化部三家联合办公厅的会议室内，却气氛炽热得如盛夏。

“潇湘的提案我们已经看了，但与浙江、四九城相比，少了点全国通用性。”科技部高新司司长赵瑞坤放下厚厚一摞材料，语气不带感情色彩。

坐在对面的中央 财经办公室的副主任陈国梁并未立刻表态，而是目光微动，转向第三位官员——文化部政策司司长李守初。

“李司长，你怎么看？”

“从文化内容体制创新角度，潇湘的‘平台治理+信用画像’模式确实走在前列，”李守初缓缓说道，“但也如赵司长所说，潇湘的模式过于依赖地方政治结构和产业资源，不具备直接迁移推广的便利。”

赵瑞坤嘴角挑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弧度，合上文件夹：“目前进入全国‘文科融合战略试点省’候选名单的，是潇湘、浙江、四九城。

按照分数评估制，北京靠的是政策高度、产业聚合；浙江靠的是市场驱动、平台成熟；而潇湘……靠的是改革路径清晰，但扩展性存疑。”

他一边说着，一边不动声色地扫过桌上的另一个文件夹，封面上写着：《潇湘省文化科技制度融合示范工程提案（第三稿）》。

这份提案背后，正是潇湘省委副书记、星城市委书记李一凡，推动半年的心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