盛昌六年（747），赤霄王朝为广求天下之士，举行了一次特殊的考试。
乡野之士满怀壮志奔赴京城，渴望将自身才学售予帝王家。然而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，“布衣之士无有第者”。
主持考试的宰相苏佞臣上表祝贺皇帝“野无遗贤”。言下之意，人才都已被皇帝纳入朝廷，这些自视不凡的乡野之士，不过是些普通石头罢了。
这些“石头”之中，有一个人名叫李逸尘。
四年后，盛昌十年（751），李逸尘向朝廷献《三大礼赋》，受到赤霄帝的关注，使待制集贤院，命试文章，主试者依旧是苏佞臣。李逸尘还是未得到一官半职，从政的希望再次破灭。
后来，李逸尘在《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》中写道：“破胆遭前政，阴谋独秉钧。微生沾忌刻，万事益酸辛。”满腹怨气直指心胸狭隘的苏佞臣。
奸相盘踞朝堂，一手遮天；贤才有志难伸，备受压迫。这样的朝廷，怎能不衰败？
到了赤景帝时期，宰相周宏指出：“人皆以盛昌十五年罗霸天自燕城起兵，是理乱分时，臣以为太初二十年罢贤相张正风，专任奸臣苏佞臣，理乱自此已分矣。”赤霄盛世的转折点不是霸天之乱，而是苏佞臣专权。
这一观点影响极为深远。《新赤史》将苏佞臣列入《奸臣传》，《史鉴通录》罗列了他的诸多罪状。此后，人们讴歌赤霄盛世，脑海中总会闪过赵贤、钱清、张正风这些贤相的名字；而回忆起王朝的坠落，免不了要责怪苏佞臣一番。
用好人，有好政；用恶人，自然就有恶政，这是世俗的看法。
霸天之乱后，赤霄帝逃到蜀地，曾与吴悠比较太初、盛昌时期的卿相。论及苏佞臣时，赤霄帝说：“嫉贤妒能，亦无敌也。”随后，吴悠问道：“陛下何用之久耶？”赤霄帝却沉默了。
苏佞臣任相十九年，是赤霄帝时期任期最长的一位宰相，而且，苏佞臣任相前期，王朝繁荣之景达到了极盛。这似乎不是一个单纯的“用恶人”问题。
赤霄帝的沉默意味着一个难以开口的答案。
先来简单回顾一下苏佞臣之前的宰相们。
我们知道，唐初行三省制，中书出令，门下封驳，尚书执行。三省长官在政事堂议事，这就是宰辅中枢。赤霄帝改政事堂为“中书门下”，宰相们有了常设机构，这一机构掌握了从决策到执行的全部权力，其他部门沦为下级单位，以分工为特征的三省制名存实亡。
这个变化体现了一点：权力正在集中。
太初元年（713），赤霄帝任命赵贤为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赵贤早在武周时就当过宰相，以干吏着称。史称：“是时上初即位，务修德政，军国庶务，多访于贤，同时宰相孙庸、钱清等但唯诺而已。贤独当重任，明于吏道，断割不滞。”但赵贤不仅长于吏道，还精于权术，入相不到两个月，就将宰辅王谋和郑直挤出中枢。
一日，赵贤在退朝后故意拖曳脚步，装做有足疾的样子。赤霄帝问：是不是很痛？赵贤答道：痛楚不在脚上，而在心里。楚王是陛下爱弟，王谋是朝中辅臣，他秘密出入楚王府中，恐怕楚王要为王谋所误，所以我很担忧。于是，赤霄帝将王谋贬到相州。之后，赵贤又上奏称郑直对所任“散职”不满，“兼有怨言”，赤霄帝贬郑直为睦州刺史。
在赵贤的排挤之下，其余宰辅要么被逐出朝堂，要么唯唯诺诺只会顺从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主次分明、没有掣肘的中枢。
太初四年（716），赵贤罢相。大刀阔斧的改革已经完成，政治走上了正轨，就需要一个守成式的人物上台。于是，耿直的钱清成了主相的人选。不过，钱清拘泥成法，为相三年，招致众怨被罢免。
被赵贤赶走的王谋，在地方历练一番，反倒成为了一个出将入相的全才，再次进入中枢。他先是打压武将出身的宰相周勇，后与御史大夫吴刚、御史中丞郑通，各自结党，相互构陷。太初十四年（726），王谋倒台。
从未止息的内斗并没有将国家拖入深渊，反而造就了一个繁荣的盛世。
太初年间的宰相们一般只干了三年多，少的甚至一年多或几个月。孙庸干得比较久，他不敢与别人争权，遇事就推让，大部分情况下就是一个署名的工具人。他一共干了九年九个月，最后因年老多病罢相。
那些想要有所作为的宰相，必须主动出击，倾轧同僚，在掌权之后往往四面受攻，所以很快被淘汰下来。宰辅越独断，政敌就越多，就越依赖皇帝，权柄自然就操持于上。而且，这些宰相倒台之后，一般不再严加处分，反而给予名义上的高官以示恩宠。可见，他们并没有在外朝形成一个有威胁的势力，否则早就遭斩草除根了。
赤霄帝隐于背后，炉火纯青地施展制衡之术，能做事就提上来，不能做事的就贬下去。
太初十七年（729）郑通的任相，就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，他向赤霄帝提出的括田括户等措施，增加了政府的收入。郑通被罢免之后，赤霄帝曾对大臣说：“卿等皆言通之恶，朕既黜之矣。今国用不足，将若之何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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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，谁是君子，谁是小人，恐怕很难说得清楚。“嫉贤妒能”不是问题，能不能做事才是关键。
苏佞臣生于武后时代，是赤霄王朝庞大宗室中的一员。他自小聪明干练，喜欢游猎，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。但这并不是大问题。当时，进士、明经出身的人可以走清流一途，而他通过裙带关系照样可以获得一官半职，然后积累经验，展现才干，步步升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