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时四川各地的军阀为了增加税收，筹集军饷，纷纷鼓励百姓种植鸦片，坐镇重庆的刘大帅也不例外。至三十年代初，重庆的各等鸦片馆竟达一千六百多家，因此还有了“烟灯比街灯多”的名声。

那些烟鬼，温琰曾在大街上见过，他们瘦骨嶙峋，哈欠连天，奄奄如病夫初起，走路轻飘飘的，就像浮荡在地狱的魑魅魍魉，模样丑陋，惹人嫌恶。

鸦片这东西，只要沾上，倾家荡产、妻离子散者，比比皆是，最后流落街头冻馁而死，连狗都懒得多看一眼。

可温琰万万没想到，她那素日里老实巴交、本本分分的父亲，温凤台，竟然也被人引诱着抽上了大烟。

起初温先生还要面子，怕家里人知道，下班后偶尔偷偷往烟馆去，回来扯个谎搪塞便罢。后来去的次数多了，拿回家的钱越来越少，终于被温琰的继母发现，从此大吵小吵不断，再无安宁。

温琰曾试图心平气和地跟父亲谈话，规劝他回头。当时父亲乖乖听着，满是愧疚懊恼，好不容易安生几天，结果又被继母闻到他身上低劣烟土的气味。

邻居们私下议论：温先生大概没救了。

深秋的一个傍晚，火烧云把巷子烘得发烫，温琰放学回家，父亲不在，卧室传来继母的抽泣声，她走到门口，看见继母正在收拾衣物，弟弟立在边上一言不发。

温琰与这个女人相处数年，磕磕绊绊，相互看不顺眼，但就在那刻，她对她生出无限的怜悯和同情。继母也望着她，抹干眼泪，疲惫地叹气：“我明天带弟弟回老家，你以后啷个办？”

温琰说不出话。

“你爸爸完全变了，变不回来了，这个房子早晚要遭他出脱（断送），你个人要做打算，最好找到你妈，把你带起走……我是没得办法了。”

温琰很想安慰她，很想聊点什么，可惜年龄与阅历的青涩使她讲不出足以和长辈秉烛夜谈的话。更何况，继母对未来命运的迷茫，还有今后独自抚养孩子的艰难，都不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能够感悟的。

那天夜里温琰辗转难眠，心里既空又乱，什么也装不进去。天亮眯了会儿，醒来换衣服下楼洗漱，往常这时继母应该在厨房做早饭，但此时家中静静悄悄，鸦雀无声，卧室也没人，她已经带着弟弟离开了。